原标题：从ofo押金事件看我们的市场意识
ofo单车最近遭遇了线下线上汹涌的退押金潮，各种议论纷至沓来。有人责怪政府监管不到位;有关政府部门则表示早已出台相关指导意见，提出押金专管专用;有专家建议修改相关法律，让消费者在企业破产程序中优先拿回押金;有律师声称“挪用押金”违法;有人表示刚刚下载了ofo的APP并交纳了押金，以示对ofo的支持……
上述种种态度，鲜活反映出我们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市场意识，依然有相当的提升空间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解剖一下ofo押金问题这只麻雀。
发挥市场在资源
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
有关部门一直以来就在不断设法阻止共享单车企业“挪用”押金，但始终不得要领。如果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，涉嫌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甚，也不利于这一新兴行业的探索发展。
具体到共享单车市场，虽然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，但其急剧发展的背后是社会需求的支撑。资本在当中推波助澜，但只是推波助澜。在这门完全市场化的生意中，ofo等企业能收到大批用户的押金，是因为广大用户愿意交付押金来获得服务。当用户支付押金的意愿和对共享单车的需求、体验普遍下降后，ofo等企业自然会面临收取押金的困难。当企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、出于竞争的需要，也可能会主动放弃收取押金，比如摩拜单车就已经可以免押金使用了，ofo此前也开始实行信用分换免押金骑行。
市场交易中有款到发货的，也有货到付款的，国际贸易中也存在FOB、CFR、CIF多种形式，表面看经常会发现有一方吃亏了、受委屈了，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。实际上这都是市场博弈的结果，无论强势还是弱势一方，在交易达成那一刻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利。
那么押金是否可以被用于企业经营(所谓“挪用”)?虽然从法律上说，在发生押金可以被没收的情况之前，押金所有权归单车用户;虽然从财务上看，押金被计入企业“其它应付款”，但在企业现金流里并不分哪些是收来的押金，哪些是收来的货款，哪些是收来的服务费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，除有法律法规或合同约定(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、固定资产贷款)等特殊情况，企业合法获得的资金都可以自由使用，不必把押金之类资金留在一边封存起来。除非ofo与用户明确约定过，押金必须独立存放，专款专用，ofo就不存在“挪用”押金一说;如果ofo违反约定而“挪用”了押金，则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。
更好发挥政府作用
至于如何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，重点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跟着社会热点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，一个接一个出台文件和指导意见。
2017年，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出台《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企业对用户收取押金、预付资金的，应开立专用账户，专款专用，接受交通等部门监管，防控用户资金风险。多个省市也纷纷出台类似地方性“指导意见”。
交通等部门去监管企业专款专用账户，且不说是否于法有据，是否具备监管能力也未可知。每一份“指导意见”出台都发动多方面参与讨论、征求意见、几易其稿，都是有成本的。共享单车企业纷纷表示积极拥护，对于加强自行车停放管理、避免12岁以下儿童开锁骑车等方面，企业基本在尽力做，毕竟与企业自身利益正相关。
备受关注的押金“专款专用”执行情况，一年多来没有谁说得清。在媒体高调质疑摩拜和ofo“挪用”押金时，两家企业均表示：用户随时可退押金，但都并未正面回应是否“挪用”了用户的押金。在公众、媒体乃至某些政府部门的市场意识被情绪遮蔽的时候，处于聚光灯、放大镜下的企业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要活下去，小心化解这场公共危机。所以他们不正面回应，更不敢争论个明白。
后来摩拜被美团收购，暂解资金之困;ofo如今无法短期内退还大量用户押金，本身就说明了其“挪用押金”的事实——当然，它有权这么做(除非其与用户另有约定)。
“更好”发挥政府作用并不等于“更多”发挥政府作用。在不适合政府插手的领域，政府应保持克制，不应为了迎合舆论或显示政府在作为，而把工作重点放在一份一份地起草缺乏实际作用、甚至违反市场原则的“指导意见”上。
如何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?在共享单车押金问题上，政府要么少做纸上文章，要么实实在在推动企业自愿达成共识，由企业联合承诺，均按照一定押金比例缴存风险基金，既一定程度保护押金安全，又避免把企业绑死，也使所有企业平等竞争。当然，肯定还有更好的方式去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。
激发
各类市场主体活力
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”，很重要的就是激发大批创业者的活力。对每个用户来说，即使其99元或者199元的押金全部打水漂，也是我们生活中不时需要面对而且可以承受的“风险”。消费者在支付押金的那一刻就应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，就要评估、比较、决定，就像ofo的供应商们一样。如果消费者要求所有企业都不破产，乃至企业都要求自己的上下游企业不出问题，还有谁敢创业，创业者的活力从何谈起?
共享单车押金问题本来挺简单、挺清晰，类似的市场交易也很多。近年兴起的知识付费、在线教育等行业的预收课时费，在会计上是预收款，属债务项，而非资产项。上述行业普遍存在获客成本高、营业收入(按会计准则)大大低于现金流的现象，为什么依然能顽强发展?原因之一就在于，他们充分利用预收款来经营发展，而这完全合理合法。
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”，怎么激发?多用市场手段，慎用行政手段，少发纸面上的指导意见。其实改革开放40年来，市场交易中的各方都难免面临风险，也摸索出许多风险解决机制。比如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企业，可以购买应收账款保险，还可以在符合金融监管要求情况下把应收账款做成理财产品出售，提前回笼资金。比如医生执业责任保险，就减轻了医生手术中的部分精神压力，也完善了患者遭遇手术意外的赔偿机制。此类举措，在激发医生活力、更积极为患者选择和实施治疗方案方面，可能比一份份要求医生保证不出手术意外的指导意见要更切实。
具体到共享单车押金安全问题，是否也可以探索一些切实的市场化的应对方法?比如推动ofo等企业为用户统一购买押金安全保险，或者ofo等企业在用户支付押金的时候由用户自行选择，是否购买押金安全保险。在这种需要付出成本的探索上，单个企业率先而为有时会瞻前顾后，而且如果涉及新型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介入也需要政府审批和监管，诸如此类或许均是政府在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”方面可以用武之地。
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”。我们围绕这个宗旨探索并受益了40年，相信还需要继续探索实践，也将继续从中受益。
